639 认知(1/1)

舒甲睡了一个好觉,跟郭威比起来,他没有那么极其旺盛的精力,甚至还不如王角。

这两人是典型的工作狂,不管是“劳人党”还是“大唐人民革命军”内部,比得上的都是屈指可数。

七月半,烟火气明显就多了,祭祖烧纸基本都会在这一天相对集中,不过因为杜如晦留下来的传统,倒也没有大办特办的。

湖南这边朴素,江东江西也没有奢华到哪里去。

跟湘北大乱之后的景象相比,湘南的相对稳定,反倒是要适宜一些。

永州的山区匪患还有,因为成分复杂,甘正我的剿匪策略,从来不是针对一方一地的,而是通过自己的硬关系,在广西、黔中、湖南、岭南四个地方同时沟通。

哪些土匪头子罪大恶极,哪些土匪还有挽救,这就要看传统官场和江湖上的能量。

一年多的时间,大部分土匪寨子,都顺利地接受了改造。

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,拼的就是对地方的熟悉,以及地方人口的支持。

“劳人党”在全国范围来看,影响力不算什么。

可是集中在湖南,那就不一样了。

土匪们即便依托有利地形负隅顽抗,又或许粮草充沛可以支撑个一年半载的,但是三四个月的与世隔绝,就足够让土匪们绝望。

而每当“大唐人民革命军”在前方获得胜利,消息传到湘南,都会让土匪们的士气暴减。

无法维持队伍,不管是土匪还是军队,都会面临解体的风险。

土匪窝散伙成风,逃跑成习惯,久而久之,此消彼长之下,整个湘南、湘西、黔东南,除了几股老牌土匪寨子,基本都被顶点拔除。

从战况上说,甘正我的第二军没有郭威的第一军轰轰烈烈,热度也不够,但从歼敌数和作战次数来讲,第二军是第一军的数倍。

几乎就是每天都有战斗,公审大会的烈度,比当初在湘东还要激烈。

说到底,论起阶级矛盾,湘西、湘南其实比湘东更加深。

其中不仅仅包括大地主、大资本家对佃户、雇工的压榨,还有土匪跟地方豪门对地方普通百姓的治安恐吓。

恐怖治理也是一种治理,而且基本上成为地方士绅的法宝之一。

官僚们乐见其成,倘若治下百姓不反抗,那自然是皆大欢喜;如果治下百姓反抗,那只要抓几个没根脚的土匪出来,该就地正法的时候,就要就地正法。

这一套玩好了,那么湘西、湘南的地方官,就当好了一半。

剩下的一半,无非是跟士绅们谈合作,包括但不限于每年的公粮征收额度,甚至还能通过地方治下百姓的艰苦生活,通过士绅向省级单位甚至是部堂高官那里要补助、贷款额度。

因此在这种情况下,越是匪患严重的地方,民风固然是更“淳朴”,但往往也更愚蠢,普通百姓非常容易被愚弄,在其他地区的人看来,是几近蠢笨的。

说到底,就是长期压榨之下,人为地创造了一个恐怖氛围的环境社会,在这个环境这个社会用,又通过降低教育甚至是降智的方法,进一步构建奴化的体系。

当初整个湘东,在公审大会上反应最激烈的,正是安仁县的佃户,其中的道理,跟匪患严重地区,其实是共通的。

无知的时候有多么奴性,受教育之后的怒火,就有多么炽烈。

甘正我本以为自己会很快厌倦这种无聊的算计、战斗,可是每每看到无知的百姓在重新认识外界,知道外面世界变化之后的眼神,甘正我便又充满了力量。

而“大唐人民革命军”在外部热战胜利,并非只是给土匪们震慑,也不是只激励着湘西、湘南地区的政工干部、普通群众,还有他本人。

他能够亲身经历这种变化,一支队伍,一支革命队伍,由弱变强,以小变大,从少变多。

挫折虽有,却不影响信心。

尤其是,舒甲这样在战争上没有惊人才华的指挥官,也能够完成对敌人的打击,这就说明,这支队伍虽然依旧需要个人的超强能力,却已经具备了超过帝国旧时代军队的素质。

这是一支可以进步、进化的队伍。

于甘正我这样的人来说,他能够预见到自己所在队伍可能会遭受的挫折,甚至是重大失败,但是,他同样有足够的信心,相信这支队伍可以走出失败,最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。

这是他在教育部无论如何都感受不到的,哪怕教育赋予了他重大的权力。

“军长,长沙来电。”

甘正我准备给一线部队通报湘北捷报的时候,收到了新的消息。

看过了电报,甘正我点点头:“王委员长希望我们加快湘南的交通网建设,秋收前后,将会在湘南建立一部分小工业基地。”

“军长,这是不是有点费时费力啊。长沙那么好的环境……”

“未雨绸缪啊。”

甘正我也是赞同王角判断的,在针对岳州的作战之前,帝国核心地区的政治动向,也是有大量的推演。

其中就包括了内阁的事实分裂,以及中央政府的权力分散,最后就是权力的重新凝聚。

核心人物就是钱镠,其余诸如武汉集团、太原集团、广州集团、幽州集团的地方力量,政治上的影响力都不会有钱镠来得那么恐怖。

最重要的一点,钱镠的一切行为都是相对系统的,不是想一出是一出。

跟岭南冯复的被逼无奈,河北张格的蓄谋已久完全不同,钱镠这是步步为营。

江淮行省的灾情摆烂,到钱镠以“海军大臣”的身份视察江都,已经具备了在外重组内阁的条件。

帝国直辖苏州的经济力量,已经明确地释放了支持钱镠的态度。

再加上整个江东,以及原税务系统的支持,在这个特殊时期,没有多少地方寡头会拒绝掌握更牢靠的力量。

甘正我甚至猜测,钱镠宣布解散政府然后重组,不会拖到明年。

在这个过程中,会有诸多变化,诸多尔虞我诈,但不变的还是权力重组,其影响便是战争,其结果就是大量的人口死亡。

所以,武汉集团必然扩军备战,必然想要保持维持过去一百多年的超然地位,而能够直接威胁到武汉集团,或者确切点说,威胁到武汉统治集团的势力,就是“一统湖南”的“劳人党”。

甘正我甚至相信,此时此刻的“劳人党”虽然对诸多统治精英造成了恐慌,可武汉方面,必然还是狂妄自信的。

其底气,也足以支撑这份狂妄自信。

盖因武汉的工业力量,是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区的数十倍。

这种底蕴,靠人力想要拉平代差,就要时刻准备着以数万人的战死为代价。

在甘正我看来,王角是个比较冷血冷酷的年轻人,但同样的,他也有怜悯,所以想要减少牺牲。

牺牲不可怕,但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牺牲,他还是在努力的。

将长沙的工业力量分散,尽可能地隐藏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在偏僻落后的地区,并非是不知道增加了后勤物流的压力,并非不知道这是增加了生产成本,而是和冷冰冰的成本数字比起来,未来因此而导致的不必要牺牲,是可以减少的。

当本就弱小的工业力量无法得到补充,甚至可能在强大敌人的猛烈摧毁下彻底丧失重建可能,那么最终的牺牲,就会被无限放大。

到了那个时侯,就不是多损失一辆汽车、一节车皮、一台“进步一号”能够挽回的,需要数十倍于汽车、车皮、蒸汽机甚至是牛马的战士,才有可能重新找到胜利的出路。

王角的危机感,同样是甘正我对这支队伍信心十足的底气之一。

“先给战士们报喜,警卫师在湘北打了个漂亮仗,我们也要‘自加压力,敢于争先’,子弹乱飞的战场上我们要有干劲,这山间的沟沟坎坎,也是我们的新战场,同样要有干劲!”

“可是……军长,警卫师都捞着仗打了,咱们总不能老跟土匪过不去吧?”

“我们打仗,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。否则,甘正我不会在这里,甘仁会在河中,会在保加尔部。不要有嫉妒的情绪,兄弟部队的战斗,不是为了炫耀打胜仗的能力,只是想要给老百姓争分夺秒。”

甘正我笑了笑,“我们要有一颗建功立业的心,但不纯粹是为了自己,当然,更不会是为了这个大唐帝国。如果有时候迷茫了,就看一看胸章。”

点了点胸口,胸章上最上方有一行小字:大唐人民革命军第二军。

甘正我并没有批评这个想要自己打胜仗的参谋,因为他也是这么过来的。

从满怀私心,到公私参半,再到私心逐渐淡薄下来。

不是因为他变得更加高尚,仅仅是他的对手,他的敌人,还和原先一样卑劣。

仅此而已。

接下来只要湘北的胜利成果得到巩固,第二军根本不愁仗打。

除开岭南方向的军事压力,因为甘正我打击地方土匪的行动,使得黔中、广西相邻湖南的地区,土匪的数量猛增。

这也跟土匪的江湖习性有关,有些祖传无本买卖的寨子,往往在多省跨州跨县有门路,甚至是有分号。

和湖南官场一样,广西本地土豪同样需要黑手套,该做脏活儿的时候,没道理亲自下手。

甘正我几次去衡阳跟王角汇报工作,也确定了一个“劳人党”的统治区扩张计划,主要就是针对偏远山区、落后地区的。

不是“劳人党”不想去大城市、工业区发展力量,而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,甚至直白一点,在“劳人党”现在掌握军工力量的层次来看,对人的需要,远远地高于技战术。

那么,这时候山区中的人,和工业区中的人,其实没有差别。

从湖南向外争取工业区无产者是困难的,但是向贫困地区、欠发达地区争取无产者,却就没有那么困难。

那些有个几亩地的农村家庭,除了江东省这样的发达地区,其实不能称之为小有产者,因为那几亩地的产权,并非是真正的掌握在落后地区的农民家庭手中。

欠下的种子钱、耕牛钱、农具钱、代销钱以及各种摊派,实际上落后地区的小农,往往就是赤贫,在总的资产上,其实是负值。

这样的小农,完全不是小有产者,而是彻头彻尾的无产者。

他们自然也是遭受着压迫,所以,也是天然的同盟。

工农同盟,从来不是无缘无故建立的。

大家感同身受,大家都被严酷地压迫、剥削,才会互相取暖,才会团结在同一个理想旗帜之下成为同志、同行者。

和普通战士考虑着建功立业不一样,甘正我跟王角分析过,只要湘南地区的路桥稍微能够走马赶车,那么,就有了在黔中、广西甚至是岭南落后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的实力。

不是失而复得、得而复失的那种不稳定,而是牢牢地掌控着最基层的统治权,使得通知范围内的人口,成为支持“劳人党”的重要力量。

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,就是和面对武汉集团的工业垄断资本相比,广西、黔中等地的地方敌人,他们大多都是地主武装,或者就是依附在朝廷这棵大树上的传统羁縻州武装。

这样的敌人,显而易见要脆弱的多。

所以,不管武汉那边有多么大的吸引力,从壮大自身的角度来看,先易后难,都是没有问题的。

不是畏惧啃硬骨头,而是尽可能地在软骨头变成硬骨头之前,将它们扼杀在摇篮里。

“劳人党”能够短短数年发展到这种地步,其中的一个重大因素,就是中央核心区的诸多地方集团,即便想过要扼杀在摇篮里,却最终没有下定决心。

诸如“南海四大家族”这种,甚至为了短期利益,直接选择了放任“劳人党”的壮大,最后也间接推动了“劳人党”对整个湖南地方政权的夺取。

从己出发,甘正我毫无疑问不想犯敌人一样的错误,在“大唐人民革命军”被大量牵制之前,尽可能地保障好湖南现有的来之不易的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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